Menu
Woocommerce Menu

以丧礼哀死亡,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

0 Comment


有一种说法,孔子靠为别人主持丧礼为生,直到他50岁后出去做官。此说真假不论,但《史记·孔子世家》上明确记载,孔子到齐国去,齐景公想重用孔子,但宰相晏婴阻挡,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

图片 1

本文出处笑傲酱油网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14日第07版,作者:熊建,原题:《孔子曾为“入殓师”》

明朝安徽祁门人汪寄佛的“户帖”,被称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户口本”,距今已有600多年。洪武三年11月,明太祖派军队协助地方,发动了一次对全国人口的“点闸对比”,给每户编制户帖,帖上首印“钦奉圣旨”,下面依次填写户主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后面还备“事产”、“户别”等项,记载其户产业情况,注明是“军户”、“民户”还是“匠户”等,这比现在的“农业户”和“非农户”分类还要细致。这场“摸家底”运动比1790年美国和1801年英国举办的国情普查早400余年,英国学者卡尔津为此惊叹:“这是全球最先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

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些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后,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的李岩,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埋下日后败亡的祸根。

前两天偶然看到日本一部拿过奥斯卡奖的电影《入殓师》,讲日本一个地方有一种职业,以一种优雅的仪式给故去之人更衣、化妆、敛入棺材,将对死者的尊重体现得淋漓尽致,将对生者的抚慰表达得贴切可心。

其实中国早在公元前2200年的原始社会时,就已出现“人口普查”的萌芽,《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说的是大禹为治水而进行人口调查,当时登记人口为1355万人,相当于新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总人口。不过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数据并不准确,因为当时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并未统一。被公认为中国最早最为精确的人口数据,来自西汉平帝元始5年的“人口普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全国共有居民12222062户,59594978人,相当于10年前安徽省总人口。

只用下层知识分子:埋下败亡的祸根

看的时候总有一股很熟悉的感觉,好像在哪里接触过。快看完时,我才发现,这很像儒家丧礼的精简版。

中国古人也很早就认识到“人口普查”对于富国强民的好处。秦国宰相商鞅将全国总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等十三类分别统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强国知十三数”。他们明国情知国力,从而使齐国和秦国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说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妨先从他任用的谋士顾问谈起。

丧礼为中国古代凶礼之一。《周礼·大宗伯》:“以丧礼哀死亡。”古人把办理亲人特别是父母的丧事看作极为重要的大事,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严格的丧葬制度。

如何防止“人口普查”中的瞒报和伪报行为呢?古人也想出了很多办法。隋初实行“输籍法”和“大索貌阅”,堂兄弟以下必须分立户籍,政府要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如所报不实,责任人要受罚流放远方;当时还把户籍制和科举制结合起来,按照地域人口来分配考试名额,想多出状元举子秀才吗?那就老老实实上报人口吧!这一招不可谓不聪明,也起到了积极效果。

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他带领本村一批饥民投奔起义。不过,直到崇祯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始终不曾吸收一名儒士,遇到重大问题,只能同身边的起义将领商议解决。

由于文献不足,商代以前的丧礼制度已难稽考,而周代的丧葬制度经战国时期学者的整理,有较详细的资料保存在儒家经典“三礼”之中,主要包括选坟设墓、举办丧事、居丧祭奠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分设不同等级,程序很复杂,名目各有五六十种之多,绝对是繁文缛节。笔者试摘《仪礼·士丧礼》记载的几个步骤加以说明。

不过相对最人性化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当数清朝时的“摊丁入亩”制度,康熙、雍正帝先后下诏把丁税并入田赋,以后增加人口永不加赋。长期因逃税而隐瞒的人口逐步报实,再加上“康乾盛世”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乾隆6年人口总数达14341万人,这是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1亿。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数人马,从被官军围困的商洛山杀出,攻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从五十骑迅速发展至数万人,于翌年正月占领了洛阳重镇。随着起义势力的复兴,牛金星等几个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李自成随即任命他们充当谋士顾问。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和政权的建设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订“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五年不征”、“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政策。正如郑廉的《豫变纪略》所指出:“彼其在商洛坐困时,几颠踣不振,死在呼吸间,无复有海阔天空之望。由宁南一线而纵之壑,出于柙矣。及得牛金星而用之,则鱼冲骇浪,雅闪残阳,两凶相济,搏其翼而拚以飞,其势遂不可复禁。”

将死之人一定要居于正室。弥留之际,家属守在床边,把很轻的丝绵新絮放在临终者的口鼻上察验是否还有呼吸,而且“男子不绝于妇人之手,妇人不绝于男子之手”。

本文出处笑傲酱油历史网lishiqw.com

不过,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些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后,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的李岩,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埋下日后败亡的祸根。

为死者招魂,由“入殓师”拿着死者的衣服,面向幽冥世界所在的北方,拉长声音高呼死者名字。反复多次后由另一人接过衣服给死者慢慢穿上。《礼记·檀弓下》解释道:“复,尽爱之道也。”这一仪式是表示为挽回死者的生命而做最后一次努力。

首先,是“均田免粮”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五年不征”的政策问题。在当时,平均主义口号和政策的发布,毋庸置疑会赢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从自成者日众”,短短一年时间,李自成的队伍就发展为百万大军。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在农业社会,不征赋、不派役,百万起义大军就没有粮饷,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没收官府库存和明宗室的大量财物,只能救一时之急,无法解长期之需。农民军虽曾实行屯田,也曾颁布一个征粮的办法,但并没有普遍推行于所有占领区,也没有长期坚持下去。所以,收入不足以支付庞大的支出。因此,攻占西安之后,大顺政权就采取追赃助饷的办法,严刑拷打迫使官绅交出财产,以充军费。在关中的渭南,乡绅南氏曾被责“饷百六十”;在河南,大顺政权的官员“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这种做法,不仅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更严重的是将明朝的官绅乃至士大夫推向绝路,坚决站到明王朝一边,与大顺政权顽抗到底。攻占北京后,大顺政权不仅没有进行政策调整,反而将追赃助饷推向高潮,“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此举更使明朝大批官绅士大夫倒向清王朝或南明的弘光朝廷。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政权后又叛清,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父吴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饷二十万”,加上怒闻其爱妾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掠去。

招魂后,把死者安放在正室南窗下的床上,用角柶插入死者上下齿之间,把口撑开,以便日后饭含。用燕几固定死者双足,以便日后着履。用特制的敛衾覆盖尸体。还要在尸体东侧设酒食,供鬼魂饮用,明清时俗称倒头饭。

其次,是对当时全国形势及其走向的认识和把握问题。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存在着农民军及其建立的政权(包括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势力的角逐。不论是明王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军还是起义军推翻明王朝,获胜的一方最终还得与清王朝展开一场生死搏杀。而此时的李自成眼里,敌人只有明,而没有清,对形势缺乏准确的判断,未能预见到在推翻明王朝之后还将面临着与清王朝的决战。而李自成身边的那些谋士顾问,也缺乏统揽全局的眼光。进京之前,李自成拥有百万大军,却将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河南、山西、畿辅等地,只带了大约8万部队进京。攻占北京后,对畿辅周围战略要地的防守、部署也欠妥当。京东山海关一带未派嫡系大将镇守,却寄希望于招降撤入关内的明辽东总兵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在辽东和关门的明朝官军受降后,李自成又只派几天前刚归顺的明总兵唐通率领原部8000人接管山海关防务,命吴三桂率部进京,根本没有预防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的准备,终致败亡。

在堂前西面的墙下挖坑为灶,烧洗米水为死者洁身,给死者理发、剪指甲。表示洁净反本。

日本入殓师做的工作是不是跟上述记载相似?好像是把儒家丧礼制度中与死者相接触的那一部分单独提取出来,尤其是把为死者更衣装扮的过程加以精细化,让旁边的亲人看着逝者犹生,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想到再也不能相守,内心最诚挚的哀思便油然而生,或哀恸不已,或撕心裂肺。

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儒”。最晚到殷代就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大约就是早期的“儒”,《说文解字》称之为“术士”。胡适在《说儒》中说,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且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仰人鼻息。

中国古代丧礼的门道很多,儒者为其赋予了尽量合理的意义。比如《礼记·问丧》中,有人问,为啥人死了三天才入棺下葬?解释是:亲人故去,孝子悲痛万分,在地上滚着哭,想让死人复生。等三天是等着复活呢。三天还活不过来,孝子也哭累了。此时下一步葬礼所需的衣服、东西都准备好了,远方的亲戚也赶到了,正好下葬。

类似这种说道非常多,绝非一个“入殓师”就能总结、践行出来。而是来自千年前,靠一代代儒者的言传身教而流传下来。那么,身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否也从事过这一行当?

有一种说法,孔子靠为别人主持丧礼为生,直到他50岁后出去做官。此说真假不论,但《史记·孔子世家》上明确记载,孔子到齐国去,齐景公想重用孔子,但宰相晏婴阻挡,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

孔子带了那么多徒弟,不是谁都有工作,而且平时不能老学习啊,也得挣钱,于是主持葬礼这一“儒”的老本行势必不会放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能正是基于自己过往当“入殓师”经历的一种反思。

晏子批评孔子为首的儒者倾家荡产办丧事。这也是所有批评古代丧葬制度的常用说法。其实这些礼仪制度有其合理之处,也确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太过繁琐。日本的入殓师有意无意间简化了儒家丧礼制度,使之具备了超越民族的力量,进入小说、搬上银幕,流播全球。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的高明之处。

标签:, , , , , , , ,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