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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伊斯兰教主要流行于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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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伊斯兰传统中的和平观

东南亚不仅是佛教的流传地区,也是伊斯兰教流传的重要区域之一。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马来西亚也有众多的穆斯林人口。

彭无情:积极推进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王希:伊斯兰传统中的和平观

前言

新疆伊斯兰教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至今没有完成中国化的历程。在当前形势下,积极引导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土耳其]易卜拉欣·凯林

伊斯兰教主要流行于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西亚、北非合起来大体上相当于中东,而中东作为当代伊斯兰政治热点地区,一直是人民密切关注的焦点。本世纪初,随着国际反恐斗争的开展,中亚、南亚伊斯兰教,特别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引起广泛关注。相比之下,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板块,却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不少学者谈到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状时,往往只关注到新疆之外的情况(主要是回族伊斯兰教),有意或无意忽视了新疆的伊斯兰教,这是很不应该的。其一,新疆的穆斯林群众数量众多,既超过了新疆总人口的一半,也超过了中国穆斯林人口的一半;其二,新疆伊斯兰教与内地伊斯兰教在传播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现实状况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两地穆斯林语言、文化形态也不尽一致。相较于内地,新疆的伊斯兰教有不少特殊性。

宗教是暴力根源之一吗?

东南亚不仅是佛教的流传地区,也是伊斯兰教流传的重要区域之一,二者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马来西亚也有众多的穆斯林人口,两国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伊斯兰国家。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研究、了解东南亚的宗教,不论是从教情、社情、国情研究,还是从国际交往角度看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之后,与新疆本地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实现了伊斯兰教的地域化和民族化,也一定程度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新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新疆伊斯兰教一直没有完成中国化的历程。相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至今还极为有限。新疆伊斯兰文化吸纳中华传统儒释道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因素尚少。

宗教批评者以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或宗教裁判所,伊斯兰历史上的吉哈德运动,以及诸宗教传统中的战争、冲突、暴力、分裂和迫害事件,得出宗教在社会和神学层面滋生暴力的结论,认为人们越笃信宗教,就越倾向于暴力。因此,世界应祛神圣化,将宗教尤其是某些宗教世俗化和现代化,以祛除它们的暴力本质和暴力遗产。

概而言之,伊斯兰教是在13世纪以后自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传入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化进程中波及较早的两个国家。不同于在西亚、北非,伊斯兰教是以和平方式传入东南亚地区,由于避免了军事征服可能造成的历史恩怨,伊斯兰教信仰者与佛教、印度教等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关系较为融洽。在传播过程中,外来的穆斯林商人和苏菲传道师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何外来传入的宗教和文化,势必会与当地的宗教和文化有一个碰撞、磨合乃至融合的过程,特别是面对强大的、有生命力的本土宗教和文化,外来宗教和文化往往采取不同程度的本土化来应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也不例外。

宗教信仰者则认为,宗教暴力说是一种矛盾修辞法,是对其宗教信仰的严重伤害。因为宗教并未号召暴力,宗教教义的根基是和平的,意在重建天地之间、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那种原初的和谐。虽然一些特定的宗教教义和情感会被用来煽动暴力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但是,以宗教名义实施的暴力实际上并不被宗教认可,宗教本身不是暴力的根源。

一、宗教信徒在全民中的人口比例至关重要:“人口宗教学”

伊斯兰教中国化有成功的先例,回族、东乡族等民族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历史上,中国穆斯林学者通过“以儒诠经”、经堂教育等方式,完成了伊斯兰哲学本土化的过程。其最深远的意义在于,使伊斯兰哲学与中国哲学这两大相互独立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回回经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得到最佳的融合与沟通。经堂教育、“以儒诠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大中国穆斯林对中华文化的某些偏见,进而也加深了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使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拥有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民众基础。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一些穆斯林学者,创造性地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回儒”,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回族地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这两种观点都不乏有力的例证,并且都指出了宗教与暴力问题的要点。但这两种观点的缺陷都在于,将极其复杂多样的宗教实践简化为某种特定的传统,甚至简化为宗教传统中某个特定派系或历史时刻。

伊斯兰教是社会政治性较强的宗教,而宗教的政治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往往与信徒的数量或人口规模密切相关。东南亚十一个国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穆斯林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余八国,穆斯林人口相对较少,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较弱。但即使穆斯林人口居主导地位,宗教信仰也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因为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有穆斯林身份,而民族主义者不赞成“教权政治”。所以,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种说法,将主张世俗政治并且不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称为“名义上的穆斯林”,而它的反义词则是“实践的穆斯林”。

而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还存在障碍。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至今仍然在路上,我们认为存在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伊斯兰历史上,众多的学者、哲学家、法学家、神秘主义者、政治领袖以及各种穆斯林团体已经对和平与暴力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伊斯兰传统为当代穆斯林社会处理和平、宗教多样性、社会正义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且,穆斯林社会当前遇到的挑战是,不仅要将这些问题当作内部事务进行处理,还要大力营造全球性的和平与共存文化。然而,在这之前,需要对伊斯兰传统中的和平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作为非伊斯兰国家中的“穆斯林少数”,这部分人群往往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甚至鼓吹自治或独立。如在菲律宾,居住在南部棉兰岛上的菲穆斯林就一直鼓吹“民族独立”,其社会基础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十三个马来穆斯林部族。他们的政治组织称为“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有时在外力支持下展开武装斗争,有时与政府举行政治谈判,但至今未果。

其一,伊斯兰教自身具有的特点。有的穆斯林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天启性和统一性两大特征,决定了其具有不变性,这就基本上断绝了伊斯兰作为一种完整宗教被地方化和本土化的可能。这种观点现在看来还是比较盛行的。教内和学界有些专家,反对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阻力依然存在。

积极的和平观念

二、政教关系是判断伊斯兰教走向的重要依据或参数

其二,世界伊斯兰教趋同化的影响。有的穆斯林学者认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没有民族、种族、国家的界限,同属于“乌玛”(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为民族。乌玛是穆斯林最早政教合一的政权),所以要消除民族、地区、国家的因素,以保持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以礼拜和朝觐为例,全世界的穆斯林每日5次朝同一个方向礼拜,目的在于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信仰的统一,以及圣地的神圣性。中国伊斯兰教一些新的教派就是穆斯林外出朝觐之后,模仿沙特瓦哈比等教派而创立的。

积极的、肯定性的和平指一种持续的和谐、完整、满意、平衡、宁静和中正状态。消极的、否定性的和平意指冲突和失范的消失,包括制止群体暴力、边界争端或国际冲突。实质性的、积极的和平观念呼吁分析冲突、仇恨、纷争、毁灭、残忍和暴力的深层原因,将关注点从阻止冲突、暴力和争端转向构建平衡、正义、合作、对话和共存,以此为探讨和平的基本方式。

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政教关系较为平稳,但具体格局和发展态势各不相同。

将和平与社会冲突及其防治关联在一起,有忽视个人的危险,因为个人是群体和平的必要条件。伊斯兰的“精神个人主义”赋予个人一些必要的性质,使得和平不仅在公共领域、而且在个体的私人领域都能成为一种持久的事实。创造一个与灵魂自身以及它所属的更广阔的实在相契合的美好灵魂,是《古兰经》的目标,它将伦理和精神性注入到积极的和平理论中。因此,作为实质性价值的和平涉及伦理和审美领域,道德和美能够带给灵魂安宁,消除不和谐、焦躁、丑陋、卑鄙和粗俗。作为穆斯林修身处世的准则之一的“伊赫桑”具有德性、美好、善良、平衡、漂亮、做优美的事等多重含义,其主动名词“穆赫辛”指做善良、期望和美好事物的人。

先说印度尼西亚。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颁布的国家临时宪法明确规定了建国五项原则,即坚持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正和信仰神道。“信仰神道”,原指宗教信仰自由、各教一律平等的原则,但另一种解释强调,“神道”即信仰唯一的神明,并有义务实施伊斯兰教法,这显然是有利于伊斯兰教的一种“宪法解释”。其后,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有关政教关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由此,和平并非一种纯粹的被动状态。相反,它积极反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恶、毁灭和混乱的威胁。和平是动态的,人们需要保持清醒的意识和警惕,进行精神和智力上的努力,以确保差异和张力不会转化为暴力和压迫。积极的和平观分析各种形式的侵犯,包括个人性的、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暴力。

“旧秩序时期”(1945-1966):建立“纳沙贡体制”,即组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宗教“互助合作政府”。后在50年代发生“伊斯兰教国”支持者发动的武装叛乱,转向严厉镇压政策,最终取缔马斯友美党。斗争性质:建立民主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政府,还是神权政治的“伊斯兰教国”?

作为实质性概念的和平以正义为基础,因为和平取决于所有的人能否获得平等的权力和机会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和潜力。在阿拉伯语中,“正义”一词包括成为“正直的”和“平等的”含义,即在涉及与他者关系时坦率、可信和公平。这样的态度将产生一种平衡、和谐与信任状态,超越了法律界定的种种局限。正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包括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与“和平”一样,“正义”也是真主的尊名之一,在伊斯兰教义学和教法学中发挥核心作用。只有当和平与正义相联并被正义支持时,才有持久的和谐、信任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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