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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既具有精神权力也具有世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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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Kind of Faith We Need Today?

在《帝制论》中,但丁构建了一个囊括一切人口、土地和民族的普世帝国,并将其权威直接诉诸上帝,赋予帝国和教会同等的地位。但丁的这一主张,进一步发展了中世纪晚期的“二元论”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但丁自身思想的限制,这一“二元论”主张不可避免地陷入诸多理论困境。首先,但丁虽然批判了教皇和教会,但他仍然高度认可它们的职权。其次,在但丁的基督教思想体系中,“永生的幸福”最终高于“尘世的幸福”,精神权力具有相比于世俗权力的优先性。以上两点,为教会对帝国的干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最后,但丁虽然把帝国的权威完全诉诸上帝,但上帝的意志又不可知,帝国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世俗政治即便独立于教会,但它无从建立自身的确定性。只有在现代政治哲学的革命浪潮中,世俗政治的自主性和确定性才能一步步实现。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制定了“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他们解读《易经》并竭力从中寻找基督教与儒家学说的契合点。《易经》麦格基英译本是“适应”政策和“孔子加耶稣”传教策略的产物,译本具有明显的《圣经》色彩。《周易研究》中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16年第4期《易经》传教士适应麦格基译本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易》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作 者:郭勇健

吴功青

易经;译本;耶稣;传教士;适应;孔子;儒家;圣经;麦格基英;基督教

作者简介:郭勇健,男,福建福清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与文艺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制定了“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他们解读《易经》并竭力从中寻找基督教与儒家学说的契合点。晚清新教传教士继承了“适应”政策,并提出“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易经》麦格基英译本是“适应”政策和“孔子加耶稣”传教策略的产物,译本具有明显的《圣经》色彩。

原发信息:《上海文化》2015年第201510期

《学海》 2016年第5期

任运忠

内容提要:真正的信仰是终极关怀,其根本标志是超越性。曾经有过的儒、道、释,都不曾给中国人提供真信仰。原始儒家有一种类宗教的行为,即祭天祀祖。祭天祀祖并非终极关怀,其行为中也不包含真信仰。儒家思想已丧失了现实基础。我们不可能回到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我们也难以直接引进基督教信仰。中国文化精神与基督教精神构成冲突,现代思想的发展已然背弃了基督教思想,这是我们难以直接引进基督教信仰的两个原因。我们今天需要一种非宗教的信仰,但它必须从基督教信仰中提取。我们需要的信仰,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爱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

二元论 政治自主 世俗权力 精神权力 命运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关 键 词:信仰/儒家/基督教/非宗教的信仰/爱/自由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文艺复兴哲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项目号:14XNJ029)的阶段性成果.

《周易研究》 中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2016年第4期

2015年第8期《上海文化》发表了潘知常教授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在近几年国内讨论信仰问题的文章中,该文令人耳目一新,它将信仰问题与“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联系起来,把信仰之有无视为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视角颇为独特。在潘知常教授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信仰的维度,真正的信仰是由基督教来代表或由基督教所孕育的,为此,该文用了大量文字分析了基督教所孕育的真正的信仰。一般而论,对于潘文呼吁中国人要“信仰起来”这个诉求,笔者并无异议,非但无异议,而且认为这是今天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但中国人要如何信仰起来呢?潘文出示的途径,乃是“重新回到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只要能够从后期儒家、后期道家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并且再次从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出发,去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就不难走出‘信仰困局’。”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按照潘文的逻辑,如果中国从来并无真正的信仰,而西方基督教才代表了或孕育了真正的信仰,那么引进真正的信仰,而不是回到儒、道,这才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潘知常教授“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取向,在思路上与整篇文章是矛盾的,而且此一取向恐怕也未能使中国走出“信仰困局”。本文以潘文为引线,浅谈“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以就教于潘教授及学界方家。

九世纪以降,教会代表的精神权力(spiritualpower)逐渐上升,开始与世俗权力(temporal
pow.er)分庭抗礼,成为主导中fit纪教权和王权之争的核心因素。在教权论者看来,教会或者同时掌管“两把剑(two
swords)”
,既具有精神权力也具有世俗权力;或者虽然只具有精神权力,但由于它高于世俗权力,因此在地位上要高于国家。②不论哪种情况,国家都受教会支配。教权论者的这一逻辑,在卜尼法斯八世的《一圣通谕》(Unam
Sanc.tam)中达到了顶峰:精神权力不仅造就了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当世俗权力出错时,教会还有权审判它。对此,王权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路加福音》中的两把剑明确表明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二元性。因此,精神权力不能干涉世俗权力,教皇也无权控制皇帝,而应摆脱偏见、通力合作。不难看出,王权论者的“二元论”主张,意在谋取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分离,为的是确立世俗政治的自主性。@从亨利四世一直到红胡子腓特烈、腓特烈二世和亨利七世及其拥护者,“二元论”的声音一直在持续地回荡。

《易经》 传教士 适应 麦格基译本

作为诗人、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⑤
,但丁对世俗政治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在故乡佛罗伦萨的失败,还是在意大利各个城市的流亡,都让他对政治产生了异常痛苦和深刻的感受。然而,但丁在“地上之城”中的这些遭遇,并没有让他像奥古斯丁那样,彻底否弃世俗政治的价值。⑥
相反,受托马斯伦理学的影响,但丁坚持认为:人类的理性仍然有向善的潜能。在灵性生活之外,人类社会有它独立的“善”的目的。因此,“地上之城”尽管不完美,但它毕竟孕育着“上帝之城”的种子,具有独立的神圣意义。④从这一立论出发,但丁构造了他心中的最佳政制—
— 一个普世的帝国(uni.versale
imperium)。在他看来,人类社会(humanacivilitas)唯有在一个强力的皇帝的指引下,才能从根本上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样一个普世帝国,不仅符合神意,而且符合自然正当,因此具有和教会同样的合法性。可是,即便如此,但丁仍然必须回答摆在所有“二元论”者面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帝国虽然合法,教会也同样合法;那么,帝国究竟如何才能独立于教会,实现真正的政治自主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易》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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